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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儿子愣住了。
“捐了？“捐给谁了？”
“阿尔茨海默症基金会。”我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意外。
他后退一步，手指抠住门框，指节发白。
“三百多万全捐了？”
“嗯。”
“爸！”他声音里带上哭腔，“你在开玩笑对不对？”
我看着这个曾抱着走过三个街区打退烧针的孩子，这个在手术台上拉着我的手说“爸我不怕”的孩子，这个我分出一颗肾脏的孩子。
他眼眶通红，但那些眼泪是为谁流的呢？
“是真的。”
“为什么？！”他拳头砸在门框上，“大哥的房贷，二哥的债，我孩子的未来，都指着那笔钱！”
“我的钱，”我说，“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”
“可你都快不记得事情了！”他抓住我的肩膀摇晃，“是不是被人骗了？爸，告诉我是谁！”
我挣脱开：“没人骗我。我很清醒。”
“清醒？”他绝望地笑起来，“清醒的人会把三百万捐掉？清醒的人会逼死亲儿子？爸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
我没有回答。
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眼神从愤怒到哀求，最后变成深深的疲惫。
“爸，我们错了。我们不送你去养老院了，你回来，我们照顾你。把捐款撤回来，好不好？”
“周律师已经办完了，钱转出去了。”
最后的希望破灭。他肩膀垮下去，慢慢蹲下，抱着头，肩膀开始抽动。
过了很久，他站起来，脸上泪痕干了。“行，爸，你够狠。我没想到你能对自己儿子这么狠。”
“是你们先狠的。”
“我们只是想让你过得好一点！”
“你们只是想让我消失，然后分钱。”
他张了张嘴，最终咽了回去。转过身，背对着我。
“爸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爸。以后，你是死是活，跟我们没关系了。”
他走了，没拿那个果篮。
手机在口袋里震动。大儿媳的声音尖利得像刀子划过玻璃：“陈建国！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三百多万你捐了？你怎么不去死？！”
我挂断，拉黑。
几分钟后，又一个陌生号。二儿子的声音冰冷：“爸，你会后悔的。”
再挂断，再拉黑。
天黑了，江对岸的灯光一盏盏亮起。我坐在黑暗里，没有开灯。
那晚我梦见了三十出头的自己，在河边摆摊卖煎饼果子。三个男孩蹲在摊子边，衣服破旧，脸上脏兮兮的。
“叔叔，我们饿。”
我给了他们三个煎饼。他们狼吞虎咽吃完，舔着手指不肯走。
“叔叔，我们没有家。”
“你们爸妈呢？”
“死了。”小儿子声音很轻。
我看着他们，看了很久。然后说：“跟我回家吧。”
梦里，年轻的我抬起头，和现在的我对视。他眼里有光，有希望，有一种天真的确信——确信这三个孩子会知恩，会感恩。
而我，只是移开了目光。
第二天早上，沈墨年来了。他提着一个保温桶，笑容温和。
“陈伯，我太太炖了汤，让我送点过来。”